很多人以为，我不建议偏临床的医学硕士出国读 PhD，是因为我保守。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是因为我“见不得别人好”。

这种评价其实挺轻飘飘的。

如果只是观点不同，我也懒得解释。但这两年，2025 到 2026，我真的陆续见了几个人，聊完之后，我心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一直没有散。

2025 年 3 月，我在上海见到小林。那天其实天气挺闷的，我们约在静安那边一家咖啡馆，她带着一堆材料。她是华东一所 211 医学院的学硕，肿瘤内科方向。硕士期间没有做什么机制实验，基本是病例收集、回顾性分析，写了两篇文章，发得还可以。

她 2025 年 9 月去了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做肿瘤方向的临床研究型 PhD。和 NHS 体系内医院合作，做免疫治疗的真实世界研究。

说实话，当时连我都觉得这听起来挺好。

英国，UCL，肿瘤免疫，真实世界数据——哪一个单拎出来都很体面。

问题是从第一次伦理会议开始的。

英国那套 IRB 和临床试验管理体系，非常细。没有 GMC 注册资格的人，不能独立接触患者，不能解释风险，不能判断不良事件等级——这些我以前当然知道，但知道是一回事，真正落到一个人身上，是另一回事。

她不能参与患者随访。

不能判断免疫相关不良反应。

不能签署任何涉及患者安全的文件。

说白了，她不能“当医生”。

她跟我视频的时候，有一段我记得特别清楚。她镜头后面是办公室，桌子上堆着打印出来的病例表。她说：

“我以为我会做临床研究，结果我每天在办公室清理数据库。”

她的工作变成了——

整理病例表。

做统计模型。

跑 R。

写文章。

这些事情当然重要，我不是说不重要。临床研究离不开数据。但她原本的期待，是站在患者床边，是参与判断，是在关键节点做决定。

而数据分析组里，有专门做生物统计的博士，有从计算机转来的机器学习博士。她说有一次开组会，她讲 Cox 回归，下面一个统计背景的博士当场提了三个模型假设的问题，她一下子接不上来。

2026 年初她跟我说：

“从本科到硕士八年，我现在做的事情，本科统计系的人也能做，而且可能比我还快。”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没哭，但我能感觉到她有点恍惚。

我当时安慰她，说你还年轻，可以慢慢补。但说实话，我心里知道，这不是简单“补一补”的问题。

——

同样是 2025 年，我有个深圳的客户，阿周。临床专硕毕业，很典型的那种优秀学生，值班、写病历、带教都很稳。他跟我说他想做转化医学，说这是“临床和科研的中间地带”。

我那时候其实有点犹豫，但他已经很坚定了。

他后来去了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肿瘤转化方向。

转化医学这个词真的很有迷惑性。

听起来像是“把临床问题带到实验室，再带回来”。

但真正的课题是：

小鼠肿瘤模型。

单细胞测序。

免疫通路机制验证。

CRISPR 敲除。

全是硬核机制实验。

他第一次给我发实验室照片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他以前连完整养过一窝小鼠都没有。

组里其他博士，本科就是生物技术，做过两年全职实验室，技术娴熟得很。人家做单细胞建库像流水线，他还在问试剂比例。

他 qualifier 之后给我发了一段很长的消息，我记得其中一句：

“我突然意识到，我过去看过的那些病人，在这里几乎没有转化成任何优势。”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有点不甘心。

但他也承认，实验推进权不在他手里。你不会核心技术，你就不可能在课题上有决定性话语权。

我那阵子甚至有点情绪化地想，是不是“转化医学”这个词本身就有点误导人。当然，这句话不严谨，我知道。但当你连续看到类似情况的时候，情绪会跑在理性前面。

——

第三个情况更让我难受。

2026 年 1 月，我在墨尔本见到老黄。他在国内是神经内科，学硕毕业，发过几篇回顾性论文，人很踏实。2025 年去了 University of Melbourne，读神经退行性疾病方向 PhD。

澳洲的临床研究管理同样很严格。没有 AHPRA 注册资格，不能独立参与患者评估。

他导师对他说得很直接：

“You can contribute to design, but no clinical decision.”

这句话翻译过来其实很冷。

于是他做的工作是：

MRI 数据整理。

认知量表数据录入。

生存分析。

这些工作当然需要人做，但项目里有一整组数据科学团队。

他说有一次组会，讨论一个病例的认知下降曲线，他忍不住想从临床角度解释，但最后决定权在有执照的本地 clinician 手里。

他后来跟我说：

“在国内我是医生，在这里我是 data assistant。”

这句话其实有点夸张，但我没有纠正他。

——

我讲这些，并不是要否定海外 PhD。

也不是说偏临床背景的人一定不行。

甚至我也见过个别成功的例子——不过那是另一种情况，那种人硕士阶段已经在做机制实验了，这里我就不展开，不然又跑题。

我只是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一个问题：

在海外科研体系里，位置是由不可替代性决定的。

有执照的医生，掌握临床资源。

机制能力强的人，掌握实验推进权。

算法强的人，掌握数据核心。

而偏临床型硕士，如果——

没有系统机制训练。

没有方法学壁垒。

又拿不到当地执照。

就很容易被推到一个中间地带。

这个中间地带不是没有价值。

但它很难积累“核心性”。

也许我说得有点重。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个体问题，不是结构问题。

但当类似情况在 2025、2026 连续出现的时候，我很难再把它当作偶然。

很多人觉得：

“我读个海外 PhD，再回国就更有竞争力。”

这句话听起来没错。

但如果博士期间，临床断档，科研又没有形成真正的技术壁垒，那几年时间的机会成本，是很实在的。

我现在越来越谨慎。

不是因为保守。

而是因为，我不想再听到那种语气——

那种明明很努力，却忽然发现自己站在体系边缘的语气。

我没有一个漂亮的总结。

也没有什么鼓励性的结尾。

只是，如果你本身没有基础研究硬训练，又很难进入海外临床核心角色，那出国读 PhD 这件事，可能真的需要想得比想象中更慢一点。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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